中央文明辦官員王世明27日談論中國人道德觀，引發互聯網上的激烈爭辯。中國人的道德是否在滑坡，這個問題從改革開放之初一直爭論到今天。王世明對中國道德全貌的樂觀分析有其道理，一些人對社會上并非少見的非道德行為表示憤慨也非無的放矢。中國處在對社會道德面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時代。

中國人判斷社會道德面貌的坐標系是復雜的。改革開放初爭論這個問題時，主要參照系是新中國早年的社會道德表現。如今進入參照坐標的，包括了國人對發達國家社會道德面貌的見識，以及這方面表現較好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此外，中國人價值取向的多元化，也極大影響了不同群體對社會道德面貌的評價。

從宏觀上說，最近三十幾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猛，國家和民族走在復興的堅實軌道上，民眾情緒的基本面是樂觀的，這不能不說是新時期中國道德面貌的基礎。一個道德淪喪的中國，不太可能取得當代世界上最突出的成就，也不太可能在國際政治中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立，盡管有人爭辯說中國的成就只是經濟上的，此外中國的政治道路也不被西方認同。

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勞動致富觀念、反對碌碌無為、節儉觀念、奉獻觀念等等，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無論是支撐國家進步，還是鼓勵個人進取的精神材料，在中國都相當豐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不是個道德赤字的國家。

然而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態的確出現了復雜化。一些并非很個別的現象，在強烈沖擊我們的日常道德感受。有些地方正不壓邪，助人從善有時會導致意想不到的麻煩，這些導致了民間輿論開始鼓勵明哲保身。此外官員腐敗嚴重，社會行業腐敗流行，全社會上下盛行表揚和自我表揚，真誠的自我批評鮮有。這些社會表層的道德表現，離民眾的生活貼得更近。

中國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轉型是這些道德淪喪現象的根源。這個看法是切合實際的。中國計劃體制在打破，過去我們習慣于用道德、精神調節一切，而現在法律的調節功能正在凸顯。每個人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個人命運的責任人，人與人的競爭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個人主義獲得從生活方式選擇到物權保護等越來越多的支撐。當前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個人權利最有地位，它的正當性被談論最多的時代。這些都是是中國道德脈絡很不熟悉的新情況。

新事物最初呈現出來的，往往是破壞性的雜亂信號。不僅個人，整個中國社會都不清楚，該怎樣把個人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中的集體主義進行融合，我們也不清楚，對個人權利逐漸與世界標準拉齊的保護，將最終給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給我們的生存方式帶來什么樣的塑造。

道德面貌的穩定需要社會精神狀態的穩定，道德面貌“好”的感受，需要它們彼此的契合。而中國近幾十年的精神狀態是“動蕩的”，我們的破除和反思很多，探索和糾結同樣多。我們見識得越多，越走向世界的中心，越失去了從容不迫的機會，我們的每一個選擇都是急匆匆的，面對諸多壓力的。我們的感受也都缺乏整理，我們常常被一個個簡單的判斷和口號左右。

一個爭論了30年的問題仍沒有結果，說明這個問題的設置不那么準確，但它又對我們的精神世界的確充滿吸引力，并且相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