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已經是美國知名教授的阿爾瓦雷茨（Luis Walter Alvarez）去參加全美物理年會。吃午飯時他與27歲的芝加哥大學博士后格拉澤同桌。交談中，格拉澤告訴阿爾瓦雷茨，自己的報告被安排在大會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場，他非常擔心到時人們因提前離會而不來聽。

阿爾瓦雷茨好奇地問格拉澤報告的內容。格拉澤說，他受啤酒搖晃后冒氣泡的啟發，想以此尋找探測基本粒子的方法。幾年后，阿爾瓦雷茨在格拉澤思想的基礎上，不斷嘗試，終于成功做出了第一臺液氫氣泡室。

雖然格拉澤的思想并不成熟，而阿爾瓦雷茨的液氫氣泡室的設計思想也遠超格拉澤當初的設想，但196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還是授給了年輕的格拉澤。

這是朱清時先生在一次講座中給學生們列舉的諾獎美談。他想借此告訴同學們，創新最重要的是思想，只要有新思想，就可以超越偉大的科學家。

這聽上去確實令人振奮。可是，格拉澤生活在美國，聽朱校長講故事的同學生活在中國。他們，很難有格拉澤的“幸運”。例子就在眼前。

最近獲得拉斯克獎的屠呦呦，就面臨該不該一個人得獎的爭議。在這一成果中，她扮演了三個“第一”的角色：當年是她最先把青蒿素帶到523項目組（代號為“523”的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是她最先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也是她做了第一個臨床實驗。但是，在中國醫學界，不少人認為，523項目是一個龐大的計劃，很多人做了貢獻，是不能把獎給屠呦呦一個人的。

在過去40年，屠呦呦都包圍在有關爭議中。而以格拉澤的獲獎來看屠呦呦的獲獎，這些爭議簡直不值一提——格拉澤獲獎，憑的是一個不成熟的想法，阿爾瓦雷茨的貢獻似乎要遠遠大于格拉澤，可獲獎者卻是格拉澤。難怪美國人認為，不要說屠呦呦在這一成果的取得中有三個“第一”，就是她只有一個“第一”，也該獲獎。

在筆者看來，圍繞屠呦呦獲獎的爭議，表明我國學術界對什么是學術貢獻、什么是創新，還沒怎么搞明白。可以說，從獲得青蒿素成果到現在，40年過去了，在這方面的認識并沒有多大改變，即輕視創造性思維，而一味追求創造性成果。這種本末倒置，讓創造性成果難出，而且，即便產出創新性成果，也沒有高度重視創造性思維。

在國外學術論壇上，學者們會毫無保留地講述自己的學術觀念，進行學術交流，包括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他們不擔心自己的新觀點會被偷去，也不擔心自己的新觀點幼稚而被嘲笑，因為學術界的規則是，誰第一次提出這一新觀點，誰就是原創者，今后他人引用必須注明出處；在美國申請學術基金中，就有學者在申請材料中引用他人觀點沒注明出處而被取消申請資格的事例。另外，所有創造性思想都是得到尊重的，在麻省理工學院150周年校慶展覽的150項該校學生取得的“成果”中，既有劃時代的重大發明，也有各種毫無使用價值的怪異發明。自由的學術環境，給思想裝上了翅膀。

而在國內的學術研討中，學者們卻會有所防范。原因是擔心自己未成文的觀念被別人用去，弄出論文來就成了別人的成果。學術研究成了學術秘密，關起門來搞學術。再就是，在弄出具體成果之前（比如論文、專利），大家總是對發表的觀點小心翼翼，按被灌輸的知識和習得的經驗，在各種框架范疇內，修正自己的觀點，最后，想法中規中矩，鮮見原創性的火花。原始的學術興趣和創新活力，被各種利益因素左右，最后失去了力量。

去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后，兩位獲獎者用普通膠帶成功從鉛筆芯的石墨中分離出石墨烯的故事，讓國人感慨“游戲也能出諾獎”。其實，回到學術本質，就是“興趣+想像力”，而當這混雜進各種利益因素之后，就變得特別復雜。大家把很多工夫用在人際溝通、論資排輩、擺平利益關系中，精力就被無謂地折騰。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