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南京多所高校拒絕安全套售賣機進入。學校負責人不解“安全套還能進學校”，校園管理者普遍認為校內售賣安全套“極有可能給學生提供性暗示，有可能縱容學生的性行為”。

這個“普遍認為”不新鮮。10年前，衛生部門推行在酒店放置安全套，公安部門表示不可，認為這將給人以酒店性交易合法化的誤解。

衛生部門在酒店放置安全套，是為艾滋病防疫。計生部門在校園安裝安全套售賣機，是為減少不必要的人工流產，據稱，我國人工流產半數以上是因為沒有避孕，大半為未婚女性，其中不乏女大學生。

安全套用于避免性行為導致的被動懷孕或性病感染等特定后果，這與是否鼓勵或縱容某些性行為無關，而只與客觀發生的性行為有關。換言之，使人方便地獲得安全套，是對性行為相當普遍的存在采取一種負責的正視態度。

認為安全套在校園出現是性暗示和性縱容，這是某種程度的鴕鳥思維，把頭埋進沙堆里，無改于沙堆外面任何事實的發生。大學校園的性行為相當普遍的存在，這就是客觀現實，不是“性暗示”和“性縱容”的問題，而是是否“性正視”和“性寬容”的問題。

其實，僅僅從“正視客觀現實”來理解大學生的性行為，仍屬相當被動。應有的態度，是將大學生的性行為納入正常范疇。大學生基本上屬于成人，擁有完全的自主行為能力，就其生理特征而言，也處于性活躍期。按照正常的教育程序，一個大學生從19歲入校，到23歲畢業，如果繼續攻讀，將在校園度過十年左右的漫長時間，期間大多數學生將因為客觀原因而不會選擇婚姻。如果認為大學校園應該是 “無性社會”，無異于認為學生必須以“性空置”為正常，這并非人道。

今日，性教育已經從中學就開始，有的小學也開始進行生理教育，大學性教育更加普遍。但不無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校園性教育，都不分年齡段地陷入了一種 “拒絕性行為”模式。若說大學階段之前，拒絕性行為更符合我們這個社會的行為責任判斷，那么大學階段之后，性行為的責任形式并不等于拒絕行為本身，而是拒絕性行為的放縱。將性教育一概變成“客觀認識性行為，并對自己加以性克制和性等待”，本身是對性行為神秘化、神圣化、原罪化的表現。

高校是否同意設置安全套售賣機，本質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性態度問題。觀念態度上的罪感、恐懼、回避，管理上虛設的禁止和實際上的無視，使大學的生活規程設置變得滑稽且無力。大學本質上是一個自治體，大學生原則上擁有生活自治和思想自主的權利。由此，大學里的安全套售賣機，與大學生的人格和思想的差異性發展一樣，都不是嚴重的事情，而是正常的狀態。

性態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私人問題，雖然整個社會對性也一定會形成主流認識，但應該提倡的不是性認識上的強制，而是性認識上的寬容。社會有主流認識，同時容許并尊重成熟個體無害于他人的性態度，這才是應有之道。能夠贊賞克制的毅力，就像贊賞修道士的堅韌不拔；同時也能欣賞真誠的靈肉表達，如同欣賞自然田園里的交響。將性行為視為大學生生活的正常部分之一，既不放大成洪水猛獸，也不輕視為不足掛齒，才是客觀的態度。